汾河是山西人的“母親河”，發(fā)源于山西省忻州市寧武縣管涔山，沿途自北向南接納了嵐河、鳴河、文峪河、雙池河、洪河、澗河等近百條河流，經忻州、太原、呂梁、晉中、臨汾、運城6市29縣（區(qū)），最終在萬榮縣榮河鎮(zhèn)廟前村匯入黃河。長期的水流沖擊使汾河在山西中南部地區(qū)形成了一片寬闊的河谷平原，即我們今天所說的“汾河谷地”。作為三晉文明的發(fā)祥地，汾河谷地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有古人類活動，再加上這里土壤肥沃，便于灌溉，林茂糧豐，六畜興旺，因此崛起了很多舊時山西的重要城市，如靜樂、太原、臨汾等。
春秋時期，晉國控制了汾河下游的盆地，并征服了周邊的小國，長期的大規(guī)模征戰(zhàn)使得統(tǒng)治者不得不開始對汾河谷地的道路進行重修。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汾河谷地一帶已經相繼修通了大同至定州的飛狐道、井陘至太原的韓信道、太原至大同的并州大道等幾條重要道路。隨后的宋、遼、金、元各個政權也都在此基礎上，以軍事交通為目的，進一步地提高了山西內部交通的便捷性——他們以大同為中心，修建了通往北、西、南三個方向的驛道，元朝甚至還增加了驛站系統(tǒng)，從而將山西境內的交通開發(fā)得更加完善。
明朝，山西因瀕臨明、蒙邊界，經常遭到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的侵擾，因此朝廷在周邊設置了大量軍鎮(zhèn)衛(wèi)所作為前線的主要防御要塞，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山西和內蒙古交界處的明長城就是這一時期修筑的。龐大的軍事防御體系雖然有利于穩(wěn)定明代社會秩序，平定邊疆動亂，但也給明王朝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負擔，據統(tǒng)計，當時山西各地的軍鎮(zhèn)守軍最多時達到了幾十萬人。另外，由于地處寒冷、干旱的高原區(qū)，邊疆的糧食儲備也成了一大難題，要想從中原運糧必須得穿越黃河和汾河通道，政府因此不得不允許民間自發(fā)組織運輸糧草。一時間，運城的食鹽、忻州的鐵器、潞州的綢緞、晉中的小麥、晉南的棉花，都源源不斷地通過汾河谷地運到了北部邊境。后來，一些中原商人在滿足軍需保障的情況下，逐漸開始和蒙古人進行貿易，用平時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手工藝品換取少數民族的馬匹、駱駝、羊皮、羊毛，這種貿易往來極大地促進了山西畜牧業(yè)的發(fā)展。
到了清代，政府會定期組織漢族商人進行隨軍貿易，那些極具商業(yè)眼光又能吃苦耐勞的山西商人借此機會組建了駝隊，進行貨物的長途販運。事實上，對于清政府來說，這一舉措也是維持蒙古各部物資供給的好辦法，相比朝廷直接調動物資來說，效率更高，見效也更快。不得不承認，山西商人應政府之請籌備軍糧、馬匹、駱駝乃至制作武器的金屬等，為清軍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強大的物質保障。當然，清政府也給予了這些商人獨占其利的經商特權，使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清中期時，許多晉商都通過陸路到往俄、蒙兩國進行貿易，甚至還在當地開辦了商號或分號。據史書記載，在1644年—1840年間，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已經逐步形成，他們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的貿易和資金調度，還把觸角伸向了整個亞洲和歐洲市場。
晉商通過汾河谷地，出寧化府，經陽方口、神池到達殺虎口，再北上蒙古高原，途經和林格爾、呼和浩特，然后折向包頭、巴彥淖爾，到達居延海，直抵西域，最后與傳統(tǒng)絲綢之路匯合。他們把中原的茶葉、糧食、食鹽、絲綢等物資經由這條貫穿山西全境的通道送到蒙古、青海、西藏、西域、俄羅斯，并把當地的牛、羊、駝、馬、皮革、氈子、毯子、羊絨、香料、玉石等再帶回來，這種互補性極強的貿易往來中潛藏著的巨大商機，為山西商人們擴大自身的影響力起到了極大推動作用。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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